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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20年,兴起时曾引发争议与不安的文化衫

编辑:huayun 浏览:70
它让我们乐了二十年
  文化衫在中国出现20年后,人们已经惯于欣赏这布面上的讽刺了
  -熊太行王洋
  “有绿坝娘的文化衫吗?”
  “我最近正打算做,不过要先联系原画者,经过他的许可,顺便拿到他手上的原画。”
  这样的对话几个月前曾经出现在微博客或者网络论坛上,人们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态度印在衣服上,穿在街上招摇过市。
  这在20年前,还是离经叛道的行为。
  20年前的文化衫
  很少还有人记得20年前文化衫刚刚兴起时引发的争议和不安,那时有人敏感地意识到,衣服是可以作为媒体的。那时中国纺织企业还在苦苦地钻研T恤的材料,一条1989年的《纺织导报》报道似乎可以看得出当年大家的关心点是什么:
  “芜湖市红光针织厂去年承担了开发苎麻针织新产品的任务,一年多来,该厂组织技术力量对Z303经编机进行技术改造,首次在经编机上生产了苎麻交织面料并制成各式T恤衫供应市场,与会专家认为,该产品原料选用适当,工艺设计合理,产品色牢度好,缩水变形小,透汽(原文如此)性强??”
  在纺织业努力改造经编机的时候,中国青年们正看着画报上的张德培目瞪口呆,这位美籍华裔网球名将在1989年的法网公开赛上穿了一件白色底,兼有红蓝二色的T恤,记者问他,他说这事为了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爱。
  此事之后,中国青年逐渐明白了,张德培的祖国是美国。不过张德培没有遭受爱国青年的质问,一来他和巩俐张铁林不同,他生来就已经是美国人,不是后来改的,二来当时网球还是有钱人的运动,观众也远比现在少得多。
  1989年中国街头的文化衫多数还接近于文化衫的原始状态:比如写有“清华大学”、“北京大学”,本来是纪念品,如果想丰富一点内容,就拿笔来自己添加。
  之后的文化衫都在一种尴尬状态,1990年代初出现了“别理我烦着呢”字样的文化衫,横扫了中国的大街小巷。当年的报刊还要辟出专版探讨这个问题,最后研究结论是:文化衫不光没文化而且不文明。
  不文明的还在后面,不久“我是你爸爸”字样的文化衫也出现了。有老干部走在街上愤怒之余抓来一个小年轻来质问,小年轻理直气壮:“这是王朔的书啊,公开出版的。”
  老干部发现王朔的小说,居然还改编成了电影,电影里张国立、梁天、葛优扮演的三个社会闲杂人员都穿3T公司的文化衫(顽主),“替您排忧、替您解难、替您受过。”
  那时期类似发泄怨气的文化衫还包括:“挣钱累,没钱苦”、“潇洒走一回”。
  文化衫卷入主旋律
  1991年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洪水倒是给了文化衫一个上好人身的机会,那时节中央电视台组织明星们义演,一人穿一件“风雨同舟情暖人间”的文化衫,拉着手唱歌。此后,各类主旋律词句也纷纷出现在文化衫上。文化衫随着这些变化,逐渐进入了21世纪。
  这期间不断丰富文化衫内涵的人是球迷,刚开始人们是手写各种加油口号,后来逐渐开始大批量印刷。比如四川、重庆的“雄起”,河南有“专治各类不服。”北京球迷“大金牙”在2002年世界杯时自制了“跟丫死磕”文化衫支援国足( 据说还好容易教会了一个广东球迷一起喊),如今成了北京国安球迷的专用文化衫
  类似的,你也能看到一些充满口号的文化衫,大学团委制作的居多,比如“高举光辉旗帜、实践三个代表”,再比如 “国民表率、国家栋梁”。
  另一类文化衫继承了“别理我烦着呢”的行为艺术血脉,如“此人出售,价格面议”、“求一夜情,管饭”。
  图画为主的文化衫也逐渐取代了白色底红色字的传统文化衫,最著名的头像莫过于“切·格瓦拉”,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,这个坚毅眼神的男人成为风行的标志,尽管未必所有人都认识他,有人穿着他头像的文化衫,下面悍然写着“卡斯特罗”,此外,毛泽东或者雷锋戴军帽的头像,加上“为人民服务”也是常见的主题。MJ死后,他头像的文化衫也突然多了起来。最另类的是有的打印机厂家促销,推广时给围观群众照头像印文化衫,这些人拿回去穿几次总觉得怪怪的,穿自己头像不适合中国人内敛的性格。
  不是只有人才能成为文化衫的主角,动物也可以,比如前一阵非常走红的羊驼。互联网上获取图片越来越容易,自己做文化衫的成本也越来越低,在淘宝上八九块钱就可以做一件最简单的文字文化衫,天涯论坛上专门有一个做个性文化衫的板块“衫寨天涯”,和幼兽网合作,可以订制的除了文化衫,还可以做一些古怪精灵的个性化产品。
  有一只这样的办公室用水杯。水杯朝老板办公桌的一面写着:“我愿意与公司共生死”,背面写着“反正现在生不如死”。
  文化衫离艺术还有好几站
  艺术家朱发东认为他的“此人出售价格面议”,和文化衫还不一样。文化衫只是单向的表达,想要成为艺术,需要不断提醒人们关注自己的内心。
  “在文化衫上印东西,是把文化衫当作一种媒体,传达社会上的一些关键词。但它不在原创之内,只能称为时尚这类。原创的艺术作品则要求很有仪式感、一致性。”艺术家朱发东说。
  朱发东曾经身穿一件中山装,背后封着写有红字“此人出售价格面议”的帆布,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。他说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价值13元的中山装所代表的含义,以及那块布是缝在衣服上的。
  这件中山装被拍卖数次,终于被一个法国基金会收藏。朱发东曾经穿着它去了北京的劳务市场、崇文门、前门。“地铁站,公共车站啊这些地方都挤了很多的人,大包小包扛着东西!看到我往那儿走,很多人看了觉得特有意思,就跟着走,好像我是他们的代表似的。”朱发东想起来颇有些后悔,当时没人能站在高处把这一幕记录下来。
  “有时候走累了,在哪儿坐一下,旁边也会围好多人,一般都问你做什么的,卖多少钱啊?”那些人一旦听说他是个艺术家,估计没什么力气,也干不了啥活,就说:“不买不买!”
  1997年,朱发东穿着这身衣服又创造了行为艺术作品《打工》,他替人干各种活,一天一百元。1998年,他开始给人颁发身份证,你不是想要北京身份证、上海身份证又没有吗?艺术家给你画一个艺术品持有着。他如今已经给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中国内地30个省的20多个民族的人发过“身份证”。
  “我想用我的作品探究一个主题:我是谁,我在哪儿,我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取得成功,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?”朱发东说。
  尽管朱发东认为文化衫并非艺术,文化衫的制造者却认真地移植了他的艺术,“此人出售价格面议”被移植到了布媒体上。
  文化衫穿着者似乎比艺术家更百无禁忌,许多青年毫无忌讳地乐呵呵地招摇过市,背后写着:“此人已死,有事烧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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